陈明光."“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Historical Research 01(1986):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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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出制人”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陈明光

杨炎在向唐德宗提议实行两税法的奏疏中，有著名的一段话：“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1}，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量出制入”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否真的成为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呢？这是唐史乃至中国财政史研究都要回答的问题。

许多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其中评价有所不同。例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把“量出制人”列为“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原则”之一，并说：“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人，等于说要无限掠夺”{2}。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先生认为“量出制人”是“两税法的基本四原则”之一，具有“抑制藩镇、振兴朝廷”的意义{3}。此外，还有许多论著把“量出制人”说成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兹不一一列举。总之，这种看法在中外史学界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同时，持此论的学者又多以此为出发点，去评述两税法时期的财政、经济、社会矛盾等问题，引出其他结论。因此，“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实际关系问题，其影响已超越税制本身的范围，波及唐后期的政治、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很有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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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量出制入”是两税法制税原则的学者多引两条史料为据，一是杨炎的奏疏，一是《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在记叙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说的：“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据此，他们多把“量出制入”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当作一个既成事实而阐述其意义和影响，并未循名责实地加以考察。问题恰恰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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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名与实之间。

应该肯定，杨炎既然把“量出制入”的主张表述在建议实行两税法的具体内容之前，文中又明确提到“赋敛”关系，所以，把“量出制人”理解为关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本来是符合杨炎的原意的。问题在于，由于为各种因素所制约，事实上两税法并没有采用“量出制入”作为制税原则。

检索原始资料，史籍关于两税法必须以“量出制入”作为制税原则的记载，仅有一个来源，即杨炎的奏疏。翻阅唐廷有关两税法的正式公文，如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的《起请条》等，均未见语及“量出制入”。大家知道，杨炎的奏疏毕竟只是建议，而唐廷决定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经过辩难争论的，从杨炎的建议到形诸正式法令，其中会有取舍增删；倘将杨炎的建议之词断为实施两税法的实际原则，其逻辑推论上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假如说史籍传载两税法的令文容或有缺，不足据以论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建中元年初行两税法的实际情况以及此后的实施状况，从中探求“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关系，才可望符合历史事实。本文试图论述的是：杨炎关于“量出制入”的主张毕竟是一个建议，实际上未被唐廷采纳，没有成为两税法的实际制税原则；而《资治通鉴》的有关表述是对“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关系作了错误的理解，不足为信。兹将理由申述如下。

为了避免在论争中出现概念上的歧义，首先应该确定杨炎的“量出制入”这一概念的内涵。其内涵或如胡寄窗先生所释，“先计量国家每年所需要的经费，然后规定相应的科征收入，以满足国家经费支出的要求”{1}；或如日野开三郎先生所说的“先估计国家支出的必要额，据此规定相应的征税额，这就是所谓量出制入的原则”{2}。这是多数论者的共同出发点，于此我们没有异议。这里要强调的只是，杨炎关于“量出制入”的主张，处理的是征派赋役的国家机器与承担赋役的“编户齐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政府机构的各部门之间分配经费的问题。因此，如果杨炎的主张真的成为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就必然要给两税法打上两点显著印记：一、如果是“量出制入”，则建中元年确定两税征收额之前，必须先作全国财政支出的预算，据以确定全国两税总额和各州分征税额；二、封建国家财政支出每年多有变化，如果是“量出制入”，就必须经常相应地提高或降低全国总税额和各州分征额，由此表现出各州分征额的不固定性。下面就这两点进行考察。

第一个要考察的问题：建中元年全国两税总额、各州两税定额以及上供、送使、留州三份额是怎样确定的？有否作过一些有关“量出制人”的计算？

我们知道，建中元年二月十一日的《起请条》，是唐中央实施两税法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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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规定：

“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水两税”  \textcircled{1}。 

何谓“据旧征税数”？其含义微妙，颇难明确把握。融陟使自有一番处理。陆贲在《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指出：“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而使臣“乃搜摘郡邑，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2}。这就清楚地揭示，建中元年中央派黜陟使分行各地实施两税法时，各州的两税定额以及全国两税总额的形成，不是在重新作过国家财政预算之后自上而下地确定的，相反，全国两税总额是由下而上汇总形成的，而各州所取的两税定额，来源于年份不一的“旧征税数”。这些情况未能体现“蠹出制人”的原则。

有的学者对“旧征税数”和杨炎的“量出制入”有另一种理解。如李剑农先生曾说：

“或又疑杨炎‘量出制入’之语非事实，以其定额皆据旧征税数也。然实则杨炎之所谓‘量出制入’，非若现代国家编制预算之‘量出制入’，但凭定制时，一岁支出须若干，即据以定两税征收之总额耳；所谓‘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者，即总括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以定两税之总数，盖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即据以为两税收入之总额”{3}。

有各种征收之总数，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即据以为两税收入之总额”{3}。这种解释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4}。

于此我们却有异议。且不论李先生对“量出制入”的解释是否符合杨炎的原意，单就其论证而言，便有两个漏洞，无法自圆其说。其一、所谓“当时（即大历十四年）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即据以为两税收入之总额”，这句话表述的三等式并不能成立。依其所言可知，李先生说的大历十四年税收的总额，是指经由州县征敛转输的租庸调地税及其他杂税，而这方面的收入仅占大历年间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另一半来源于中央直属税收系统，即盐利、青苗钱等，史称：“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便是证明。而建中元年取定的两税总额，其来源是不包括盐利、青苗钱在内的。可知大历十四年的收、支数（不管指中央财政或通计全国财政）与建中元年两税额，这三项数字不能协调在一个等式之中。其二、“据旧征税数”不可能指大历十四年税收之总额。“据旧征税数”是一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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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棱两可的微妙规定。一方面，按惯例，它当指颁令的上一年即大历十四年的税数；但是，另一方面，它何以不指明是大历十四年的税数，留下让黜陟使上下其手的余地呢？黜陟使敢于“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这种举动就说明所谓“据旧征税数”的内涵可以是游移不定的。陆赞说：

“又以谋始之际，不立科条，分遣使臣凡十余辈，专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见，道异法，低昂不类，缓急不伦，逮至复命于朝，竟无类会裁处，其于踏驳，胡可胜言”  \textcircled{1} ！

后来杜佑也说：

“自建中初，天下编贮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 {2}。

可见，使臣之所以敢“制置各殊”，系因朝廷“不立科条”之故。这就不难领会“据旧征税数”的行文意图，是故意要写得笼而统之的。究其苦衷，在于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之际，唐中央根本无法统计大历十四年的全国税收总数。杨炎说：“至德之后，天下兵起……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3}，指出了建中之前唐朝的财政审计系统久遭破坏，中央无由统计各州的收支实数。陆贽也说：“大历中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赋既无定限，有司惧有阙供，每至征配之初，例必广张名数，以备不时之命，且为施惠之资，应用有余，则遂减放……”{4}。试想，在地方长吏自擅制税权与放免权、征蠲如此混乱不一的情况下，唐中央何从统计得大历十四年“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呢？可见，大历十四年税收之总额“即据以为两税收入之总额”，这种推断缺乏现实性，不能成立。

其实，所谓“据旧征税数……为夏秋两税”的规定，是针对“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的时弊，要求统一和固定税额，而不是为了贯彻“量出制入”的原则。黜陟使尽管处置各异，但他们都能体现“据旧征税数”的固定税额的基本精神，回朝复命，唐廷自然也就没有异议了。

概括上述，从建中元年确定各州两税定额以及自各州汇总而成全国两税总额这两个具体程序来看，两税法显然不是以“量出制人”作为制税原则的。

建中两税法还把各州的两税定额再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个份额，这是两税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两税三份额的确定，与“量出制人”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必须回答的。

先已强调，杨炎关于“量出制人”的主张，处理的是征派赋役的国家机器与承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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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编户齐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政府机构各部门之间分配经费的问题。鉴于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财政支出明显地分割为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两大部分的实际状况，如果杨炎的主张真的贯彻到两税三分的具体程序之中，国家机器与“编户齐民”的赋税关系就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中央财政须先作支出预算，据以分配各州的上供额，就是说，中央政权与“编户齐民”的赋税关系，表现为通过地方政府作媒介的间接的“量出制入”关系；其二、中央须对地方政府的开支作预算，据以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征派赋税的限额，即地方政府与“编户齐民”表现为直接的“量出制入”的关系。

可是，据史实显示，建中元年初定各州两税三分的程序却是这样的：中央派出十余名黜陟使分赴各州，先取各州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各州两税定额；然后与地方长官核算地方经费所需，确定送使、留州二份定额，余下税额，即为当州上供额。这就是《起请条》规定的：

“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府应税都数（即州定额）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即留州额）合送（即送使额与上供额）等钱物斛斗，分析闻奏” {1}。

（即留州额）合送（即送使额与上供额）等钱物解斗由此可知，各州上供额的来源，是对地方经费作了限额扣除之后的自然剩额，并非中央财政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量出制入”计算的结果。

再看各州送使、留州额是如何确定的。

陆贺说“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2}。沈既济也说：“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3}。安史乱中，财权下移，方镇自擅财赋主要也是为了养兵食官，所谓“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4}，即指此而言。因此，大历年间代宗着手遏制藩镇势力的扩张，限制各州兵员、限定地方官俸以削弱方镇的武力与财力是必行的手段。既然军费与官俸是地方经费的主要支出项目，大历中的整顿便为建中元年中央限定地方经费提供了法令依据和具体数据。建中元年二月，唐中央借推行两税法之机，分遣黜陟使依据前令核定地方经费，强制遵行。德宗在《遣诸道黜陟使敕》中指出，派遣黜陟使是鉴于“兵革未宁，戎马未静，纪纲未振，法令未敷，封圻郡县，赋税不一，师旅上下，劳役不均”5。这说明，裁减方镇的兵员及军费，是黜陟使的重点职责之一。《旧唐书》卷一二七《洪经伦传》载录：洪经伦作为黜陟使，执行朝廷旨令，下符裁减魏州的逾限兵员，而田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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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将罢之”，然后再把逾限士兵私养起来。河北骄藩尚且不得不表面屈从，可知黜涉须在诸道核募各州兵员、官俸的使命是执行得较顺利的。各州的送使、留州份额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确定的。

那么，各州的送使、留州额的确定，是否体现了杨炎的“量出制入”的原则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各州的两税定额是在送使、留州额算定之前就先已取定了，如前所析并非“量出制入”的产物；此后中央再对地方经费作预算而限定送使、留州份额，处理的已非地方政府与纳税户的直接关系，而是中央允许地方政府从既收税额中分割多少的数量关系，对于统办集团内部瓜分赋税收人的范畴。这与杨炎的“量出制入”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宜混为一谈。

对送使、留州额的划分，也可以借用“量出制人”一语，不过只能说：“在两税总额中，地方政府可以分割多少，是依照‘量出制人’的方法向中央请允留成的”；而不能说：“送使、留州额，是地方政府依照‘量出制人’的赋税原则向两税户征收的”。送使、留州钱并不体现地方政府与两税户的直接的赋敛关系，而体现了中央分配地方经费的定额原则。有的唐人从这一层意义上使用了“量出为人”一语。如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说：

“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日上供，二日留使，三日留州，皆量出以为人，定额以给资。然而节将有进献以市国恩者，有赂遗以买私名者，有藏镪滞帛以贻子孙者，有高楼广榭以炽第宅者，彼之俸人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从而得之” {1}？

为帮助理解元稹的“量出以为人”的含意，可参照李翱在《绝进献疏》中说的一段相似的话。他说：

“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余，不取于百姓’。且供军及留州戗各有定懒，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于百姓，将安取之哉？”{2}

参照李翱所说，品味元稹原意，可以判明元稹说“皆量出以为人”与“定额以给资”是同义反复，系指中央对送使、留州额的限制而言。因此，元稹说的“量出以为人”，与杨炎的“量出以制入”，针对的对象不同，其内涵与性质也各异，不可混淆起来。

据上面对两税三分的分析，可以知道，《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于建中元年正月记事说：“至是，（杨）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句话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表述；后世有些论者据以为“量出制入”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则是以讹传讹，应予纠正。

第二个必须考察的问题：各州两税额是基本固定的，还是遵照“量出制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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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常更动的。

就杨炎的建议而言，其初衷就是要把各州的两税额固定下来，所以他才会说：“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1}。观察实施情况，现象比较复杂。首先必须承认，德宗朝有两次“合法”地提高两税钱额的行动。一次是在建中三年，由淮南道节度使陈少游动议，全国两税钱额提高百分之二十；另一次是贞元八年，中央批准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加税十分之二的要求，属局部地区性的增加税钱。此外，建中二年起，商税由“三十之一”变为“什一税之”。德宗朝还有一种“权宜”，即“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2}。能不能据此便断言各州两税额一直是根据“量出制入”的要求在波动呢？我们认为，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必须区分枝蔓和主干。唐后期实行两税法长达一百二十余年，不宜以德宗一朝的某些事实下断语，而应以较长的时间跨度去衡量两税额的变化情况，结果就可以发现各州两税定额是基本稳定的。

大家熟知，两税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普遍性、长期性的弊病，一是因“钱重货轻”而引起两税户负担的实际加重，二是摊逃。朝廷上下对此有不少议论，从中可看出，两税额的固定，是产生或加剧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德宗在《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承认：

“自立两税，经今六年，或初定之时，已有偏并，或户口减耗，旧额犹存，轻重不均，流亡转甚” {3}。

## 李绛说：

“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三百，

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4}。此类言论甚多，均或明或暗地指出，各州两税定额的基本固定，是造成上述弊病的前提条件。杜佑概括说：“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5}，先肯定建中的固定两税额，是制止地方长吏横征暴敛的暂时的有效办法；接着又说：“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6}，又批评两税旧额没有适应客观实际而变动，遂成残害民生的苛征。当时不少地方官为纠正赋税不均而进行均税，都是采用把当州原定额依户等与田地重新摊配的方法2，因此，可以肯定一个基本事实，即以较长的时间跨度去衡量，各州两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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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本固定的，而非经常增减的。

还可以从唐后期中央与方镇为增加财政收入所采取的手段类型，看出两税额是双方均小心翼翼不愿正面打破的稳定限额。建中元年以后，唐中央政权与部分藩镇以及回纥、吐蕃等的战事连绵不断，中央财政穷于支付军费，几度出现危机。倘若“量出制人”真成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则提高两税额是名正言顺的必行手段，但是，如前所述，只有建中三年的提高两税钱额是中央采取的一次敛财手段，此外，中央主要采取三种类型的应急敛财手段，一是增加商税，如提高“除陌”额、借商、税间架、税茶、榷酒、抬高榷盐价格等；二是于两税总额之内，采取“除陌”、“抽贯”的手段削减送使、留州额；三是于上供额之外，或强迫或“讽劝”诸道方镇“进奉”钱物。地方藩镇为“进奉”及中饱私囊，也在辖境巧取豪夺。分析史料可以看出，藩镇也多是采用避开直接提高两税额的手段，如增加杂税，利用“省估”与“实估”的差价牟利，克扣军饷和官俸、缺额不补而隐占其粮饷俸料等。总之，用当时人的话来概括，唐后期中央与方镇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是“法外加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税法的定额，是当时人衡量赋税轻重的一项固定的参照物。

综上以观，两税法是一种中央以州为计税单位的定额税制，建中元年初定各州税额，是取各州大历年间某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该州两税定额，以较长的时间跨度去考察，各州税额是基本稳定的，由此反映出两税法并非以杨炎的“量出制人”主张作为自己的制税原则。同时，两税法又规定各州两税定额三分，这是中央与地方分割既得赋税的问题，有的唐人把地方向中央分割经费的方式称为“量出为人”，其内涵与杨炎的“量出制人”是不同的。

有些学者倾向于把杨炎表述的“量出制人”思想当作新的财政原则去评论。我们觉得，财政原则与制税原则当然有区别，它指导的是财政收支如何平衡的大局，而非局限于某项具体税目；但二者又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唐后期两税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状况，如果“量出制人”确是财政原则，必然也要成为制定两税总额的指导原则。所以，即使把杨炎的“量出制人”视为财政原则，也不会使本章的论题落空，反倒可增加一个论证的角度，即从财政原则的角度考察“量出制入”，也未见唐期奉行。

简而言之，唐期的中央财政主管机构，从安史乱起逐步演化为度支、盐铁、户部三司鼎峙的新格局，其中度支担负综理财收支平衡的大局，因此，度支的理财原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财政原则。史料显示，两税法时期的度支奉行的是“量人为出”的传统财政原则。如德宗贞元十年权德舆上疏曾说：“度支所务，天下至重，量人为出，从古所难”{1}。又如，开成元年王彦威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对文宗表白说：“臣自计司按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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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文簿，皆量入以为出，使经费必足，无所刻削”{1}。唐廷规定两税法“以度支总统焉”{2}，因此，担任当时度支官吏的话是可信的。此外，如文宗太和七年任命王涯平章事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的制文说：“朕以边鄙防御，犹存兵戍，资储之备，供亿尚繁，顷者支费转输，任分两使，量入制用，诚患多门……”{3}，也证明唐后期中央标榜的仍是“量入制用（出）”的财政原则。如果把杨炎的“量出制入”说成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与此恰好扦格不入。

以上论证了“量出制入”不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那么，唐朝统治者为什么不在两税法或者财政制度上公开地树起“量出制人”的新旗号呢？我认为这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要求所制约的必然结果。

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清楚执行“量出制入”原则对封建税收发生影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客观地说，按照杨炎的表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包含着通过预算对支出作出一定的限制，从而控制剥削量的积极意图；尤其是针对安史之乱以来赋敛混乱不一，“邦赋既无定限”，“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等情况，主张“量出制入”的现实意义更是积极的。其实，“量出制入”的思想端倪，早见于汉初。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汉高祖刘邦初立，“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其中就包含着“量出制入”的意思。那么，如果奉行“量出制入”的原则，将对封建税收和财政发生什么影响呢？就可能性而言，“出”与“入”这两项变量将有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因支出减省而减少征收额，二是因支出稳定而维持征收额，三是因支出增加而扩大征收额。但是，就现实性而言，由于唐朝自建中元年以后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如果奉行“量出制人”的原则，税额只能表现为随开支增长而直线上升关系。所以，范文澜先生说：“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人，等于说要无限掠夺”，就是从其现实性立论的，可谓一针见血。不过，恰恰也是由于这种现实效果，决定了“量出制入”不能成为唐朝乃至封建后世的制税原则（或财政原则）。主要当有如下几点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首先，从根本上说，唐代还缺乏以“量出制入”作为制税原则（或财政原则）的经济基础。有的同志说“中唐以后，由人身依附减轻而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统治阶级不断增长着的欲望的需要。这正是量出制入原则得以实施的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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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1}。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推论。尽管中唐以来个体小农的生产力确有不小的提高。但在总体上仍属落后，加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战乱的破坏、天灾的影响，农民可供地主阶级榨取的剩余产品毕竟有限，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因此，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封建剥削得以维持下去的限度。较有眼光的封建政治家借助历史经验与现实材料，完全可以感知这个限度，从而要求制定相适应的赋税政策。如陆贽就说过：“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2}。我们不宜把唐朝统治集团描绘成一群只知“竭泽而渔”的政治庸人。在事实上，建中两税法“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封建国家所取的剥削量已接近剥夺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了（其中还要把私人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考虑在内）。陆贽分析说：“自天宝以后，师旅数起，法度消亡。……由是用颇殷繁，俗亦靡弊，公赋已重，别献继兴；别献既行，私赂竞长，诛求刻剥，日长月滋，以至于大历之间，所谓取之极甚者也，今既总收极甚数，定为两税矣”{3}。更何况建中三年又将两税钱额提高百分之二十。可知两税法推行不久，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几乎接近剥夺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限度，封建的赋税政策不能不受其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具体数据，我们无法对两税的剥削总量与农民的剩余产品量之间的关系作定量计算，不过，从两税法实行后唐中央对义仓粮的处置办法的变化，我们仍可对两税斛斗与农民的剩余粮食的关系作出大致科学的估计，以助理解全局。

唐前期以每亩二升的标准征收的义仓粮，或称地税，实质上是于丁租之外再征取农民的部分剩余产品，并强迫地主也拿出部分地租收入，共同作为救灾赈饥的储备粮。安史乱起，地税额不断提高，超出义仓粮的原意，成为建中两税斛斗的来源之一。建中颁行两税法之际，义仓粮并入“斛斗”一色，义仓制度遂因失去专门的粮源而遭破坏。过了四年，德宗下令：“宜准贞元（“观”之误）故事，天下垦见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丰稔之岁，秋夏两时，州县长官，以理劝课，据顷亩多少，随所种粟、豆、稻、麦逐便贮纳，以为义仓”{4}。这道命令的实质，是在“劝课”的幌子下，企图于两税斛斗额之外再扩大对农民的剥削量，以重振义仓制度。贞元九年，德宗重申此令。但是，由于农民的余粮几乎被封建国家与私人地主搜刮殆净了，陆贽在贞元十年上书指出：“今赋役已繁，人力已竭，穷岁汲汲，永不贏余，课之聚粮，终不能致”{5}。从建中元年至元和元年计二十六年，其间义仓制度始终恢复不起来。不少大臣或上表请置义仓，或另筹备荒资金，后来，宪宗于元和元年不得不下令：“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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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1}。就是说，只好放弃增大剥削量的企图，仍在两税法规定的粮食剥削总量之内筹措义仓粮的来源。这个事例清楚地揭示，两税法中实在没有多少可供“量出制入”原则容身的余地了。换句话说，“量出制入”之所以不能成为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的缘故。

第二，从中唐中央集权与方镇割据倾向的现实斗争考察，“量出制入”的实际效果也将与唐中央推行两税法的政治意图相牴牾。唐中央改施两税法，究竟是要为无限掠夺大开方便之门呢？抑或是为了把剥削量约束在一定限度之内以暂时缓和社会矛盾呢？答案显然是后者。两税法之所以采取以州为计税单位的定额形式，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所以，“量出制人”指导下的波动税额，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同时，依两税三分制的规定，方镇与州府的开支只能“量人为出”，在送使、留州钱额内“方圆”使用，不准任意加敛；显然，如果两税法明言以“量出制入”为制税原则，必然赋予地方长吏以擅自加敛的合法权利，这就直接违背了两税法限制方镇财权的立法精神。

第三，以“量出制入”为制税原则所带来的一时之利，将侵害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如前所述，就现实性而言，“量出制人”无疑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作理论护符。如果封建统治者一味“量出制入”，根据开支的增长而无节制地扩大剥削量，就不仅要剥夺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要侵夺农民的必要产品，破坏农民的简单的再生产，迅速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封建政权自身的崩溃。关于“取用”与“国危”之间的关系，古代一些政治家不乏清楚的认识，他们都意识到把剥削量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这就是儒家的“量入制出”的传统财政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原因，同时也是“量出制入”的财政新思想不能在唐代乃至封建后世取得合法性，从而被封建朝廷堂而皇之地写进赋税条令或财政制度的政治原因。

最后，就封建统治者扩大剥削量的实际需要来看，也没有明文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制税原则（或财政原则）的必要。不能认为封建统治者只有按照“量出制入”的成文，才能扩大剥削量。封建专制皇权支配下的赋税实体毕竟是服从人君之意的。实际上，尽管标榜“量人制出”，一旦一定的岁人不能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需求，他们仍经常地采用“法外加征”的办法去扩大剥削量，真正采用紧缩开支弥补财政亏空的情况只是少数。这说明，“量人制出”的原则，对封建统治者增加剥削量的欲望的约束力有限。而在表面上，“量出制入”产生的消极政治影响是很明显的，“量人制出”则环绕着一圈“爱民节用”的迷人光辉，相形之下，“量出制人”思想遂一直遭到封建统治者表面上的冷遇，不能公然被携登中国封建社会历代财政政策的“大雅之堂”了。

（责任编辑：高世瑜）

[作者陈明光，1948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
